郭沫若（1892-1978），诗人，历史学家、文学家、社会活动家。原名郭开贞，四川乐山人。

　　1938年12月27日，他来到重庆，先后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，他的办公地点和寓所分别在天官府和歌乐山下的赖家桥。他在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，一直站在抗日救亡的前列，领导国统区的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和反独裁、争民主的斗争。

　　他积极投射于抗日文化宣传及社会活动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1939年1月到1946年5月4日，郭沫若在重庆参加抗日文化宣传及社会活动115次，其中发表学说60余次，内容涉及"战时文化工作"，分析敌我情况之对比，慰劳抗日伤残战士，鼓励大学生和青年抱定民族复兴之决心，用真才实学贡献国家，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与任务，纪念鲁迅、高尔基、罗曼·罗兰，世界反法西斯的前途，中苏文协的活动，以及诗歌、历史剧的创作问题等。总之，他以满腔热情积极领导并参与各项抗日爱国活动。

　　1941年11月16日，陪都、香港、延安、桂林，星岛文化界为郭沫若举行50诞辰祝会，周恩来赞扬他是反对旧礼教旧社会战斗中的旗手，是保卫祖国战斗中的号角，是反法西斯战斗中的先锋。郭沫若电谢各地云："五十之年，毫无建树，犹蒙纪念，弥深慊愧。然一息尚存，誓当为文化与革命奋斗到底。"在《和柳亚子的贺诗》中云："千百宾朋笑语哗，柳州为我笔生花。诗魂诗骨皆如玉，天北天南共饮茶。金石何缘能寿世，文章自愧未成家。只余耿耿业精诚在，一瓣心香敬国华。"

　　1941年"皖南事变"发生后，国统区乌烟瘴气，亡国论甚嚣尘上。郭沫若在党和周恩来的关怀下，对形势有着清醒的认识。他连续创作了《屈原》、《棠棣之花》、《虎符》、《高渐离》、《孔雀胆》、《南冠草》等历史剧，借古讽今，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卖国投降政策，激励了革命人民的斗志。1942年5月23日，他由赖家桥全家院子里的一棵银杏树触发灵感，写成散文《银杏》，发表于《新华日报》，借银杏古老的历史和美、真、善的品格，赞美中华民族坚持抗战，夺取胜利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，批判和谴责了那些数典忘祖、鼓吹投降卖国的亲日顽固派，高歌了一曲爱国主义的赞歌。

　　1944年3月19日至20日，他在《新华日报》上发表了历史论文《甲申三百年祭》，深刻地养路费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，对新中国的建立具有很强的启迪意义。1945年12月，他同茅盾一起联名重庆文化界312人发表《文人界对世局进言》，在国统区进一步掀起民主运动的浪潮。

　　1945年12月，昆明发生国民党军警镇压罢课师生的"一二·一"惨案，他发表《祭昆明四烈士》、《进步赞--为昆明"一二·一"惨案而作》的诗，对昆明大中学师生反独裁、争民主的行为大加赞赏！1946年2月10日，陪都各界近万人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政协成立大会，特务爆徒捣毁会场，他和李公朴被打伤，但仍与群众一起坚持斗争。

　　从1939年到1946年5月，郭沫若在渝期间，一直高擎抗日爱国民主的大旗，向全国作狮子吼，以号召中华儿女抗战、反独裁、争民主；向全世界作狮子吼，以爆露敌人的罪恶，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！